本文最初命名为《鲁迅思想的特点与政治观念的难题》，首发于台湾《文星论坛》杂志的112期，出版日期为1987年10月1日。同年，大陆的《读书》杂志也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刊登，不过仅选取了部分内容，而这部分内容正是本博客所发表的文章。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对鲁迅政治立场与文学抉择进行深入剖析的杰出文章，该文后来被收录于《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一书中。1989年，由台岛聊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同样，在大陆，它也被收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中，2011年由三联书店发行。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寻找一阅。
《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所包含的矛盾或对立之处，以及鲁迅思想中流露出的悲观情绪。
波拉尼在其知识论中对创造活动的本质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中所指的“创造活动”涵盖了科学和艺术领域。据此，我们了解到，当创造的想象力进入活跃状态时，它不仅情感投入更为强烈，而且其表现也更为具体和独特。自然，个体的具体感受与特殊感受是建立在他对世界事务所掌握的普遍性认识基础之上的。若一个人所掌握的普遍性知识越广泛、越深入——换言之，若一个人在接触世间事务时能够运用的参考框架越广泛、越深入——那么，他对于某个问题或事务产生具体感受与特殊感受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仅凭一般性的背景知识并不能完全替代创新行为；创新活动往往充满了独特而具体的感受。
鲁迅的思想起源于他深度参与的、充满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时代，其独特性因一种非同寻常的融合而格外显著：在面临中国前所未有的困境之际，它兼具锐利的逻辑思维和鲜明的直观感受（即：它对事物与思想的深层含义具备严谨的辩证能力，同时它还能对所涉足和关注的事务的个性特点产生直观的感知）。他的创作与议论，源于其敏锐的心灵与对事实深刻而细致的感受的交织作用，为五四运动中的反传统主义注入了实质性和强有力的内涵。得益于这些思想与精神资源的支撑，他在五四时期乃至此后，得以抵御诸多“意缔牢结”运动中固有的陈旧观念和顺从要求的压力。换言之，鲁迅所具备的非常出色的敏锐的逻辑思维和鲜明的直观感受，是他对中国传统中某些特有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进行深入且有力阐述的核心依据；这些弊端，对于他众多的读者来说，或许在阅读他的作品之前，并未完全、系统地认识到。这些资源同时也是他原创思想的源泉——他的原创思想有时与他坚定的立场存在冲突和矛盾。在鲁迅的内心深处，他那基于“意缔牢结”信念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观念，与他对中国传统中美好品质的深刻认识和具体理解，并存不悖。因此，他的意识中充满了深刻的思维矛盾和内心的冲突。在这方面，他的深层次思维已经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困境的见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复杂思维却并不代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他对中国各种问题的深刻认知引发的绝望情绪，以及他对简单解决方案的抵制——他深刻认识到，中国面临的挑战远超任何预想的解决方案所能解决的范围和复杂性——这些与他所持的与五四时代乐观主义精神相悖。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鲁迅深刻体会到了时代的律动，并倾其一生致力于解决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病。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已洞悉，若欲国家焕发新生，必先推翻清政府。尽管无法确定他是否曾正式加入光复会，但鲁迅无疑是国民革命运动的热心拥护者。五四时期kaiyun全站网页版登录，他既是激烈批判中国过往的负面声音的倡导者，也是追求自由与知识以实现启蒙的正面声音的传播者，堪称“新文化运动”中的关键发言人。尽管他转向支持由中共领导的左翼运动之路充满艰辛，但一经决断，他便毫不犹豫地投身于为左翼运动权益而进行的笔战和论争之中。在众多领域，他均身处竞技的最前沿，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战士。因此，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鲁迅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佼佼者之一。
然而，鲁迅时常深思自己投入其中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在日本留学的岁月里，他目睹了众多留学生的革命呼声显得浅薄而虚假，还见证了他们各派别间的相互攻击，这让他对革命的前景产生了深深的担忧。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他心中喜悦；然而，辛亥革命所带来的后果——社会政治秩序的崩溃，文化与道德秩序的瓦解，整个社会弥漫着沮丧与颓废的氛围，袁世凯及军阀政治在中国横行无忌——这一切都验证了他对革命后果的担忧，令他陷入绝望的深渊。
鲁迅虽多少受到了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的影响，然而他内心的绝望并非源自道家所倡导的世事终将归于徒劳的观点，而是由两个不同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个要素包括：他对中国众多具体情况的深刻把握，以及运用“借助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一源自中国儒家思想的“全面性思维模式”。辛亥革命之后，我国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秩序均已陷入崩溃的五四时期，这种思考模式的逻辑延伸，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从剖析中国精神世界独有病态的视角去揭示我国的种种弊端。基于这一立场，他的失望变得尤为深刻，且难以消解。对于鲁迅来说，若要对中国未来进行一次不带情感的、切实的评估，得出的结论却是：毫无希望。
在留学日本的期间，鲁迅便深信，中国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所在，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国民性格。这种看法暗示，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便是通过思想与精神的变革来重塑民族性格。政治上的革命虽能改变国家的表面形态，却无法实现构建美好未来的根本性变革。然而，鲁迅深知中国积弱的根源在于思想与道德层面，这一见解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在早年，他与许寿裳曾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最欠缺的，是真诚与爱心——换言之，即深受欺诈、虚伪和无耻的毒害，以及相互猜忌的侵蚀。”口号听起来颇为动听，标语和宣言看上去颇为诱人，书面上描述得极为华丽，令人陶醉，然而一旦落到实处，情况却截然不同。(参见许寿裳所著《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回忆鲁迅》一节)因此，面对鲁迅，他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通过思想和精神上的革命来治愈中国人精神上的顽疾。然而，一个在思想与精神层面深受重创的民族，又怎能洞悉其病症的根本症结在于思想与精神自身呢？（思想与精神既已深受重创，自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而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思想与精神，又怎能认清病症的根本症结在于思想与精神呢？）既然连辨识自身病症的根源都显得如此困难，又怎能妄谈彻底根除病因呢？鲁迅固然可以竭尽全力去启迪他们，然而所能达到的不过是探索未知领域的终点。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得知即便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鲁迅的内心早已悄然滋生出一种忧虑的情绪。辛亥革命的失败——在旧的政治与文化体系瓦解之后未能构建起新的体系——仅仅让鲁迅的忧虑与悲观情绪愈发显露无遗。
总体而言，鲁迅同他那个时代的众多知识分子一样，采纳了将思想视为人类事务核心的“全面思考模式”，并由此得出思想与精神上的革新是所有其他变革根基的观点（因此应当优先推进）。然而，他与他们存在差异。那些人，在不断地重申这一既定观念——这种被普遍接受的信念——并在高呼“思想革新”的喧嚣中，洞察到了希望之光；而鲁迅，则是依据这一信念的内在逻辑进行了严密的思考，最终得出了彻底失望的结论。因此，他那个广为人知的关于我国民众生存状况的比喻——被囚禁于一个“无窗且坚不可摧”的“铁屋”之中，即将面临窒息的境地——这一比喻实际上已经深刻地反映了他对于思想与精神领域革命全面性的诉求之中。
然而，尽管鲁迅的绝望源自他严谨思考的逻辑推理，这并不意味着仅凭他的严密推理就能塑造出他那阴郁悲观的文学巨著。实际上，这些作品的创作灵感是在他目睹了大量无法容忍的中国现实景象后，受到强烈刺激所激发出的具体情感。在五四时代的众多作家中，鲁迅对于我国民族性格中那些令人惋惜的方面进行了最为鲜明、最为详尽的描绘。众所周知，《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运用白话文创作的处女作（在辛亥革命之前，他曾以文言文撰写过一部短篇小说，名为《怀旧》）。然而，不论《狂人日记》实际上是否是他以白话文创作的首部作品，它无疑是鲁迅悲观且全面反传统的文学创作的首个典型范例，这在艺术和思想层面具有其固有的合理性。这是因为《狂人日记》体现了鲁迅在坚守全面反传统主义立场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核心矛盾。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与精神已经深陷泥潭，以至于无法意识到在他们吞噬他人的同时，自己也在被他人吞噬；如果他们的内心如同《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所言那般“昏乱”，在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上不仅不寻求自救，反而乐此不疲地压迫他人；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与同胞拥有相同性格的人，又怎能成为例外呢？答案是：他不能，除非他“疯”了。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他借鉴了现代心理学对精神分裂症的认识，用以刻画“狂人”的幻觉。因此，故事中对“狂人”精神错乱的描写，显得格外逼真。这种逼真的叙述，使得鲁迅深沉的悲观情绪和独到的讽刺意味得以显现，通过讽刺手法对这种“真实”进行了深入挖掘。狂人对于自己的疯狂状态毫无察觉，自然也就无法进行自我救赎，他更无法在正常世界与疯狂世界之间自由穿梭。若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他就不再是真正的疯狂者；据此，从故事内在的推理来看，他也就无法洞察到中华民族的真实面貌：那就是嗜食同类、相互残杀的野蛮行径。在我国社会里，不论是否意识到，每个人实际上都在“吞噬”他人。然而，对于这种残酷的行径，众人早已习以为常，并未意识到其存在。因此，唯有当一个人被视作“疯子”，方能挣脱蒙蔽双眼的障碍，看清事实的真相。然而，那位“狂人”对真相的透彻理解却无法传达给他的同胞，因为“狂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与他的同胞们截然不同。即便狂人使出浑身解数试图与同族交流，他的言辞仍旧会被视为狂言，因而显得徒劳无功。在他眼中，故事里的其他人实际上才是精神失常的，而他自身并未失去理智；然而，从他人的角度出发，他们却认定狂人患有精神病，认为自己才是理智的。然而，狂人的视角与他人的视角之间，却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歧。对于狂人来说，他所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的；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世界则分为两个：狂人所处的狂乱世界，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安宁世界。
狂人坚信自己与他人共享着同一个世界，却未察觉到他人视他为疯子，故而无法真正倾听他的言辞。对于狂人来说，除了揭示他所发现的真理，并企图借助真理之力说服他人摆脱对同类的吞噬与相互杀戮的恶性循环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然而，有人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狂人”置身于一个“疯狂世界”，因此对其言辞持怀疑态度；他们难以从“狂人”的视角去理解其话语，更别提从中获得启示。《狂人日记》中“狂人”留下的最后一句——“救救孩子”——充满了绝望，我们无法从这部作品的内在逻辑中推断出未来是否真的存在拯救孩子的可能性和条件。然而，“狂人”认为他所遭遇的孩童们个个怀揣着吞噬他人的心思，这源于他们自幼便生长在食人的社会中，早已将这一社会的风俗与规范深植于心。用“狂人”的话来表述，便是：“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父母亲所传授的！”
在中国社会中，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每个个体都扮演着“吞噬他人”的角色；国人缺乏内在力量，无法催生一种引领仁爱社会思想与精神变革的力量。让人感到尴尬的是，唯有当一个人达到“疯狂”的境地，方能洞悉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层本质。然而，《狂人日记》的主人公虽已觉醒，却因被视为“狂人”而遭到社会“正常人”的指责。若一个人未能洞察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特性并摆脱其束缚，便难以摆脱中国传统中的残酷行径。然而，当一个人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特性并认识到摆脱其束缚的紧迫性——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揭示的逻辑——他反而可能丧失了改变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力量。
鲁迅不仅提出了这一令人畏惧且难以解决的矛盾，还进一步深入探讨：在传统中国文化和社会中，中华民族的具体特征究竟有哪些？鲁迅对中华民族的深入且真实的认识，为其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想提供了实质性的内容。换言之，尽管在五四时期反传统成为思想的主流，众多激进的学者都曾热情投入其中；鲁迅的作品则展现了批判传统的强大力量。《阿Q正传》自首次问世以来，始终被视为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其影响力源于作者对阿Q独特性格的栩栩如生的描绘。
阿Q的性格具有以下特点：他品行低劣，胆小怕事，善于诡辩，自负至极，且无法直面和承受外界给予的羞辱。因此，每当遭受侮辱，他便会尽力辩解，让自己相信那些侮辱非但不是侮辱，反而是对自己有益的——这便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凭借这种方法，他自认为无论何时都是胜利者。这些特质让他即便遭受侮辱也能幸存，甚至有时会主动欺凌那些比他更脆弱的人。除此之外，阿Q的性格还展现出两个显著特点：首先，他缺少一个深层的自我意识；其次，他对生命缺乏真实的感知——他对生命的冷漠有时甚至表现为对生命消逝的愉悦态度。阿Q主要依赖自然本能来生活——这里的“自然本能”指的是他在中国社会中习得并内化了那些约定俗成的习惯，以至于他能够不假思索地做出相应的反应。他具备条件反射的天然能力，然而却缺少自我意识，无法主动改变自身。他大多数时候都是按照本能行事，无法因外界刺激而有所领悟。在这则故事中，他时而展现出他的无知与稚嫩；实际上，他的这种无知与稚嫩正源于他内心缺乏鲜明的自我特征。由于缺乏自我意识，他无法修养身心，也无法在思想与道德层面取得进步。他的愚昧与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并不能使他免于那不可避免的毁灭结局，更不能激发他对那些施加于他身上的种种压迫进行——借用鲁迅先生那句令人难忘的名言——“绝望的抗战”（《两地书》）。这些因素只是让阿Q不去思考自己为何会陷入绝境。更令人感到尴尬的是，唯有面对死亡，他才能在瞬间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鲁迅思想的关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鲁迅思想体系之中，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占据了显著的地位；然而，他对人世间具体事物的深刻感悟，又让他对某些传统道德观念（比如“怀旧”）以及文化品质产生了认识和欣赏，并在保持其本质纯净的前提下，适度地接纳了这些元素。尽管他接受了某些传统道德观念和文化特质，并未因此引发对传统全面反感的思维活动，尽管从理论上讲，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然而，最终来看，他全面反传统的立场与他有选择性地接受某些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和文化特质这一事实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因此，他的内心深受这种观点的分歧及其引发的罪恶感所撕裂。即便他认同、赞赏并接纳某些传统道德观念和文化特质，他对中国未来的悲观情绪并未得到丝毫缓解；因为他在中国人所能触及的范围内，并未发现任何能够助力他们自我提升、克服传统恶劣影响的资源。
这种极端的绝望情绪很容易使他陷入“虚无主义”的境地。正如《野草》中的一些散文诗所展现的，世间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信赖或坚信的。然而，我们必须对鲁迅所倡导的“虚无主义”与屠格涅夫以及早期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虚无主义进行细致的区分。俄罗斯的无信仰者生活在缺乏任何信念的状态中，他们坚信世间一切均为虚无，因此他们未曾感受到人生中存在任何责任或约束。相较之下，鲁迅所倡导的“虚无主义”并未引出与其自身逻辑相吻合的结论（这并非是因为鲁迅的思维不够严谨、不够锐利，而是由于，正如下文将要阐述的，他的内心深处仍深受中国宇宙观的影响）。实际上，在五四运动后期，他的创作主题涉及：在深沉的虚无主义情绪中，他努力坚守对中国复兴的承诺，同时也在探寻生命的价值。在世界文学领域，鲜有如鲁迅这般的作家，他们一方面认定世界本质上是虚无的，另一方面却又投身于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与启蒙事业。
在1925年3月18日写给自己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妻子许广平的一封信里，鲁迅曾这样表达：“我的创作，之所以显得如此阴暗，是因为我常常感到，唯有‘黑暗与虚无’才是真正的存在，而我却总是选择对这些进行无望的抗争。”（出自《两地书》）。他的内心充满了空虚与沮丧，这些情感在他的散文诗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正如鲁迅所言，那是“在废弛的地狱边缘绽放的惨白小花”（出自《野草》）。在这些散文诗篇章里，他通过多样化的手法塑造了众多反映其第二人格的图景；并尝试以隐喻的形式传达深邃的思想。他对诸多事物的质疑，这其中也包括了当时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描绘未来美好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在《影的告别》一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
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
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往。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在虚无主义的笼罩下，一切事物皆未被信赖，一切事物亦未被相信；然而，正如其思想在其他场合所展现出的独特之处，鲁迅持有不同的见解。他先是对希望的本质进行了阐述——它不过是一种对抗“空虚之黑夜”的装置——随后，鲁迅引用了他所钟爱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作为结语：“绝望的虚幻，与希望无异。”绝望源于对过去的沉迷，或者说，是对基于过往经历所做出的理性预判的过度沉浸。在鲁迅看来，希望与绝望的激烈交锋，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折磨，让他深刻体会到了意志力的关键作用——那是对生命召唤积极回应的意志力的重要性。在此，他宛如一位秉持存在主义思想的学者开yun体育app官网网页登录入口，着重于探讨人的意志所蕴含的深层意义；然而，这种观点并非源自欧洲“上帝已死”的思潮，而是源于中国特有的、在现实世界中探寻生命意义的理念。
这种通过强调意志之力来寻找生存之道的做法，在诗剧《过客》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阐释。该剧仿佛是对鲁迅生平的隐喻，引人深思。剧中的主人公——过客，其形象与鲁迅颇为相似。“他大约三、四十岁，神情显得疲惫而坚韧，眼神深邃而略带忧郁，面容上布满浓密的黑色胡须和凌乱的头发。”剧场的场景主要呈现的是“在空间中体现时间上的困境”，他的旅程从过去延伸至未来，沿着一条既像又不像道路的轨迹前行，而此刻的过客正停留在一片荒芜之地。他遇见了一位年迈的七十岁老者与一位年幼的十岁女孩——分别象征着过去与未来的形象——老者询问过客去向何方，过客则回答道：“我并不知晓。自我能记事起，我便一直如此行走，目标是前往某个地方，而那个地方似乎就在前方。”我清晰地记得，自己走过无数路程，如今已抵达此处。紧接着，我将踏向那个方向（指向西方），前方！
旅客接过那杯清水。他对老者及小女孩表示了感激，接着询问：“此处前方是何地？”
老翁：前面？前面是坟。
过客：(诧异地)坟？
女孩：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
老者察觉到那行人显得疲惫不堪，脚下还有伤，便劝他：“不如返回吧，即便前行，也难以预料能否走完全程。”行人回应道：“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行。一旦返回，那地方到处都是名目，到处都有地主，到处都有驱逐与囚禁，到处都有虚假的笑脸，到处都有隐藏在眼眶之外的眼泪。”我对他们充满厌恶，绝不再回头，“因此，我决定继续前行，并且心中还有那不断在前方催促我的声音，呼唤我，让我无法停下脚步。”
在他对世间万物都抱有虚无主义的怀疑之际云开·全站体育app登录，鲁迅最终意识到，他有必要继续前行，迈向那未知的命运。实际上，他内心深处对中国能否继续生存持有疑虑，加之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他心中滋生了一种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唯有通过不断强调为国家民族奉献与牺牲才能得以缓解。自留日以来，他一直将为国家民族奉献、牺牲视为心中所系。（可参见鲁迅《自题小像》）
行文至此，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个关乎鲁迅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本质的问题。尽管鲁迅对中国未来深感迷茫，但他无疑是世纪初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在他们看来，为国家献身是顺理成章的，无需多做辩解或解释。更有甚者，即便传统架构已经瓦解，诸多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固有元素依然留存，特别是那些历经数百年被普遍接受的文化与思想倾向，它们依旧顽强地延续着。传统中国世界观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天人合一的理念，这一理念所蕴含的超越性实在深植于宇宙之中，而在这一宇宙中，人类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宇宙的完整体系。这种观点与笛卡尔的认知论中的主体主义存在明显差异，同时也与西方现代自然主义的简化论有所区别。在后者中，人类被视为与宇宙疏远，他们只能依靠个人的主观思考和意志来寻求生命的价值。当然，在此我仅指现代西方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而言，尽管存在许多例外，例如莱布尼茨、斯宾诺沙、歌德以及近现代的哲学家怀特海和波拉尼等。
中国的宇宙观与源自加尔文主义的新教道德观存在明显的差异。加尔文主义强调“上帝的绝对超越”，认为罪恶深重之人根本无法触及神性。这样的孤独个体，只能通过对外部物质世界的努力，来消除自身的孤独感、道德上的挫败感以及精神上的隔阂（参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亦即道心与人心相融合）的理念，其所蕴含的超越价值深植于人的生命本质。换言之，这种超越的价值，是人们在现实生活通过不懈努力去探寻的，而非单纯由人的意志和思考所塑造。在儒家哲学里，人的本性内含着恒久与超越的天道；因此，人与宇宙始终紧密相连。道既体现了宇宙间的客观存在，也反映了人心中的主观体验。人性与道性（或天性）相融合，赋予人类内在的道德感知和理性判断的能力，这些能力使人类能够领悟宇宙之道。人类在探寻意义的过程中，并非孤立无援，而是并非仅仅局限于主观的自我，面对一个盲目且无意义的世界。
众所周知，鲁迅在早年接受过严谨而杰出的中国古典教育。他本人曾言，自己曾深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中，这不可避免地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而易见，作为一个中国的思想者，鲁迅始终在中国的文化体验领域内活动，在这个文化体验的领域中，一个具有真正欧洲风格的个体所面临的认同困境是不可能出现的。尽管鲁迅在思想上倾向于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但在面对困惑和挑战时，他更加强调人的意志力。他着重于探寻意义的意志，而非创造意义的意志。这种对正面、美好事物发现的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信念，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始终未曾被动摇。
观察他毫不犹豫地运用锐利的逻辑推理投身于全面反传统的运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发展轨迹；然而，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并未进一步发展至逻辑上极端合理的虚无主义结论。——这一情况值得特别关注。这一事实表明，他秉承了我国文化（尽管其结构已遭破坏）的核心原则之一——他继承了我国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理念，这种理念源自“天人合一”的有机宇宙观，主张通过人性的深层内涵实现超越，并在人生实践中达到崇高的境界。此外，他凭借其民族主义的坚定誓言，为我国新生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对思想力量的坚信——他认为作家能为国家的复兴作出贡献——这种信念虽在严峻的现实压力下偶尔有所动摇，但总体上，他始终对此深信不疑——这些因素都强化了他从中国世界观中继承的思想元素，这一元素阻止了虚无主义可能导致的逻辑结论。面对接踵而至的挫败与深沉的绝望，鲁迅始终坚定地将自己投身于中国重建的伟大事业，将此视为他现世人生中探寻生命意义的组成部分——这一行为充分体现了一位真正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
关于探讨“借助思想与文化手段来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我国儒家思想传统之间的关联，以及这一策略如何成为引发五四运动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潮的重要因素之一，敬请参阅我的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
参阅李欧梵先生的《鲁迅的悲剧视野：荒野中的希望与绝望》一文，我对于鲁迅的《过客》一文的探讨，主要依据李先生的这篇论文。
查阅Beniamin I. Schwartz的著作，《论中国思想中的还原主义缺失》，发表于《中国哲学杂志》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