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兴技术的革命性变革正在深刻影响着包括传播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带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传媒业方面，这一变革涉及传播主体、内容、方式、渠道、接受以及效应等各个结构与环节要素的根本性重塑。理解并掌握这一巨大变革，深入研究其新的产生方式和运行规律，这对我们准确把握当前形势、展望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传媒行业亦称作“内容行业”，其中内容构成了产业链中最根本的核心理念。若我们这些从事内容创作的人未能洞察内容的深层价值和根本范式的重大转变，若我们的内容研究仍旧局限于“内容即信息”的狭隘视角和认知，那么，我们将无法在这场伟大的变革浪潮中奋勇前行，也无法成为新时代、新传播领域的先锋。
内容价值的四种属性
在传播学的范畴内，对内容进行一个明确的定义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其中，内容最基本的属性之一，即其核心的“元功能”，便是其能够“消除或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从传统的“供给侧”生产视角出发，大众对媒体内容的认识是：它涵盖了媒体上所发布的各类新闻和信息的总和。然而，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媒体内容的呈现方式也在不断演变。
“媒体内容”的内涵起初仅限于报纸上的文字与图片，随后扩展至广播中的声音，再至电视上的画面，而如今，随着数字化信息的兴起，“媒体内容”的内涵愈发多元且丰富。在这样的演变过程中，人们对内容价值的关注焦点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一）资讯型内容：强调“有用性”和“实用性”
在1948年，拉斯韦尔在其撰写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阐述了大众传播的“三功能说”，其中至关重要的便是环境监视功能；自然与社会环境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类社会唯有迅速洞察、掌握并顺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方能确保自身的生存与进步。
C.R.赖特这位美国学者在其著作《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同样对这种环境监视功能给予了重视。他进一步阐释了大众传播内容的两个重要价值：一方面是警示我们警惕外来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满足社会日常活动所需的信息需求。
这些观点与那个时代人类的生存状况紧密相连，早期人类由于社会和科技的落后而处于困境，因此对信息内容的价值追求主要集中在“有用性”和“实用性”上。这类信息往往简单明了，旨在满足人们对环境变化认知的需求。在这一价值观念中，“内容”指的是媒体传播的新闻和资讯所具备的消除用户面临生存与发展外部不确定性的功能，旨在解决人们信息不均衡的问题。
（二）知识型内容：满足能力提升和个性化需求
随着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加之对精神文化生活多样性的追求，便会产生对个人能力增强的强烈愿望。大众热切期望通过获取“知识型”资讯来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此类信息主要致力于解决知识及经验上的不均衡问题。
互联网的互联互通和开放性特征，颠覆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方式。媒体类平台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将社会中的零散知识、技能、智力资源以及大量数据进行了有效整合。这样的整合使得信息的共享变得触手可及，并从中筛选出更多有价值的资讯，从而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传播架构。
在知识付费盛行的当下，满足知识需求的方式也变得更加高效，全球资源共享的大环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满足他们对稀缺知识的渴望。因此产生的价值核心主要依赖于这些内容的两大显著特点：一是“高场景度”的信息属性（所谓高场景度，即针对特定问题或需求，综合运用所有专业知识与丰富经验所形成的系统化解决方案，例如一个疾病的诊疗计划、一场诉讼的辩护策略等）。
该特征表现为“低频度需求”的信息属性，即那些属于小众、不常见的需求类型。这类需求往往需要在一个特定领域或方面进行深度细分，并提高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的精细程度。
（三）审美型内容：感官愉悦与精神提升双重奏
人们对于传播内容的审美需求显著，一旦某些内容深入人心，便能引发精神层面的愉悦感受。这一点与大众传播所倡导的娱乐价值不谋而合，娱乐本身并无功利性，它所满足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需求，即身心放松和精神上的快乐。因此，美感构成了内容产品的一项重要价值，然而，每个人对于美感的认知都独具特色，各有所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能够迎合大众审美倾向的内容，才真正具备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皮亚杰的发生认知理论指出，每个人均拥有独特的认知体系，这一体系在个体与内外部经验的同化和适应过程中，持续地构建与演变。
同化与顺应的相互作用，使个体的认知体系持续在“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发展轨迹上前行，这一过程正是人类成熟与进步的根本模式或机制。类似地，人们在审美领域的认知结构亦会经历类似的提升与演变，优质内容能够有效提升人的精神与认知水平。
（四）关系型内容：趣缘群体的形成和个体价值的回归
依据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的研究观点，我国民众的社会关系网络可划分为三个层次：最为紧密的是家庭纽带，位于中间的是相识者之间的联系，这两部分构成了我们常说的紧密联系。而最外围的则是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这属于较为松散的联系。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媒介作用赋予了人们更广泛的连接可能。在此基础上，基于共同兴趣的“圈层”群体应运而生。如果这些群体成员之间能够与社会性实际功能的构建产生联系，便易于形成一种新型的紧密联系。共同的兴趣为他们提供了相似的文化背景。在这样的群体中，活跃的互动和强烈的群体归属感得以显现。
内容范式中的关系价值维度
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kaiyun全站网页版登录，人类具有社交的需求，而满足这种对爱与归属感的追求，关系传播中的情感体验便是其实现途径之一。在传播的内容中，情感价值始终如一地存在，然而，这一价值长期未受到学术界的充分关注。互联网的强大连接与开放特性，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使得世界在更大范围内呈现出地球村的特征，并催生了更加多元化的关系纽带。内容范式中的关系价值再次被人们所重视。其价值属性如下：
（一）情感支持：基于亲密关系的社会支持
生活中不乏那些看似无意义、无价值的声音，有学者指出，自18岁起，父母对子女的言辞往往趋于重复，而非提供实质性指导的建设性内容。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是否就能断定这些话语毫无价值呢？这些话语的内涵远不止字面信息那么简单，它们还承载着深厚的情感联系——实际上，这些内容背后所蕴含的是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流露。
因此，在众多场合中，那些表面上看似缺乏信息价值的话语，实际上却承载着情感交流的深意。在与朋友、亲人的日常对话中，往往包含着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内容。然而，在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言辞之下，实际上蕴含着双方关系中独特的情感价值——诸如建立关系、维持关系、增进关系、修复关系等。
弱关系中的信息助力，即获取对个人有益或有利信息的价值，历来备受重视。然而，情感支持却常常被忽视。在现实社会网络中，通过传播活动，尤其是在人际间的交流中，我们能够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即向他人提供情感支持：给予鼓励、表达关怀与爱意，让人感受到温暖、同情和信任。
相互理解与认可，给予他人正面评价，并在思想与价值观念上提供协助。在亲密的伙伴关系中，最为紧密的联系相较于其他亲密关系，能够提供更丰富的社会帮助。紧密的联系相较于其他关系，往往能提供更多的服务与情感上的扶持。这种社会支持对于个人身心健康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情绪共鸣：情感共振下的消费与传播
情感共鸣，即在他人情感流露或引发他人情感波动的情境中，个体产生的与之相仿或相近的情感或情绪反应。无论是亲密关系中的交流，还是因共同兴趣或爱好而形成的群体互动，都常常伴随着情感的传递。加之相似的生活体验和审美观念，这些情境更易激发情感与情绪上的共鸣。
依据美国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领域的专家乔纳·伯杰所提出的STEPPS理论，情绪这一能够引发大众情感共鸣的现象，其情绪的传播具有显著的社会影响力。在网络社区营销策略中融入某些能激发情感（例如，唤起兴奋或愤怒等情绪）的元素，可以有效地激发用户的分享欲望，进而促进口碑的广泛传播；这一做法对于传播媒介价值的拓展具有启示作用。在消费文化盛行的背景下，通过情感共鸣实现的符号消费，成为了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关键所在。
互联网将众多因兴趣相投而聚集的个体联结kaiyun.ccm，这些圈子成员因“趣味相投”或“志同道合”而组成，故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其把关标准便成为整个圈子的共同价值观。这种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信息交流与观点分享，往往能在“圈子”内激发情感上的强烈共识，而这种共识对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深入理解、互动以及相互信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情绪具有极强的传播特性，尤其在互联网盛行的当下，共鸣的同感者们会通过持续的倾诉与交流，让这种情感在社交网络中扩散，进而覆盖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在这个传播范围几乎无所不在的时代，即便是微不足道的情绪火花，也有可能借助病毒式传播的势头，迅速蔓延成熊熊大火。
（三）圈层文化：提升用户认同感与归属感
以血缘、地缘、业缘和趣缘为纽带构建的各个社群，各自承载着独有的文化特色。以粉丝群体为例，众多粉丝因对同一对象的喜爱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那么，这些粉丝又是如何与媒体内容产生交流的呢？
费斯克在其著作《理解大众文化》中，将大众文化划分为闲聊与文本创造两大领域。其中，闲聊是展现个体间关系性内容的一种形式，其实质是粉丝间的交流与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体现了粉丝之间的情感交流，也意味着对媒介元文本的重新解读与阐释。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此类闲谈常遭遇诸多障碍，从而对圈层的形成造成了显著影响。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广泛运用，粉丝群体得以跨越时空限制，众多在现实世界隐秘的粉丝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得以相聚并活跃，进而催生了丰富多彩的圈层文化。
必须强调的是，由相互联系所形成的内容中蕴含的关系价值，是感知价值中内容价值和互动价值的总和。粉丝们通过针对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沟通、交流、分享，能够获取更多感兴趣的新闻和内容。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群体间的信息交流，能够带来情感上的共鸣和支持感。
用户能够通过参与媒体平台上的互动和支持，获得表达自我、建立联系、赢得喜爱以及获得共鸣，从而加深对特定社群的认同以及对网络家园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增强，反过来又会对用户在媒体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体验产生一种以粘性为标志的积极效应。
（四）权力网络：参与传播者之间的关系界定与权利体现
传播的内容同样可以作为衡量传播者之间亲近关系的标准。在关系不同的传播者之间，交流的内容自然会有所不同，这也反映了各自的价值。此外，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亲密关系的理解程度各异，因此在评估个体间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到他们各自独特的文化和生活背景。
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等虚拟平台上的传播更倾向于“表演”特征，网络语言体系的演变导致根据传播内容来判定关系变得更加困难，比如，过去一些表示亲密的称呼通常只用于与亲密伙伴的对话中，而现在这些称呼的使用范围已变得更加广泛。
除此之外，在互联网时代，基于人际关系的交流变得愈发便捷，这种互动文化的核心在于，无论是信息接收者还是讨论参与者，他们都能通过与其他成员的交流获得知识和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的互动文化并非呈现出传统的层级结构，而是构建了一个真正的权力网络。
人们获取感兴趣的知识和信息不再仅限于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开yun体育app官网网页登录入口，他们可以通过加入QQ群、贴吧、网络粉丝群体等渠道，在粉丝社群中获取多样化的信息。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关系中产生的丰富内容价值，同时，这种基于关系的内容传播方式也展现了互动性，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
内容范式中的关系价值是未来媒体构建自身影响力的一个新高地
随着媒介形态的转变，传播的核心属性并未发生改变。在互联网带来的新型技术环境和传播格局之下，对于内容传播中关系价值的认知、挖掘以及凸显，已成为未来媒体塑造自身影响力的一个崭新领域。
（一）内容生产
传统的内容创作秉持着重要性的准则，然而，这一准则的界定却是由传播者所设定的，这种设定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权力运作的机制。在互联网时代，对人际交往和互动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这提醒内容传播者不应仅限于关注个人层面，也不应过分追求内容的深远含义，而应重视关系的价值，关注交流互动中的具体情境。这些情境可能对内容的解读产生影响，意味着人们对特定交流内容的理解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格兰诺维特所提出的阈值理论指出，个体内心存在一个触发集体行动的临界点；当个体观察到参与某一传播活动的成员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他将受到激励，进而选择加入其中。
因此，在内容制作过程中，传播者必须重新审视传播的深层含义，洞察消费者深层的情感需求，将人际关系中的价值转化为实际收益，同时将人际间的联系转化为价值创造的新机遇，挖掘并激活个体潜在的微小价值，使每个人都能成为关系传播的核心，打造出一种以情感共鸣与支持为基础的独特消费象征。
（二）价值取向
依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可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逐级上升的等级：包括基本生理需求、安全保障需求、社交交往需求、自尊需求以及个人潜能实现需求。媒体平台在运营过程中，应始终秉持着满足用户个人潜能实现这一核心原则和追求目标。互联网传播与传统的传播方式存在一个显著差异，那就是在互联网的语境下，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等的交流模式。在这种对话中，主体能够获得对方的反馈，每个人在交流中都占据着独特的角色，且不存在任何权力上的高下之分或优越感。
一个内容对于特定用户群体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与其能够吸引和对接的用户基数紧密相关；当该内容与用户需求越加契合，其价值便会随之提升。关系圈子的形成源于“志趣相投”，而共同的价值观则是构建并维系紧密联系的关键要素。因此，在关系逻辑框架内，内容价值的构建需遵循双方间的相互尊敬与共识，将认同确立为关键的筛选准则与标准。
用户能通过参与此类传播活动来展现个性，建立联系，进而获得网络归属感和自我认同，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将积极作用于用户对媒介的情感依赖，增强其黏性。故此，通过吸引和增强用户的使用意愿，平台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影响力和预期收益。
（三）传播路径
观察传播途径，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使得信息传播不再受限于地域、空间及传播途径，而是依据兴趣推荐和人际互动的规律，实现了内容的广泛流通与持续发展。
互联网的兴起对传统的传播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社会身份在虚拟世界中不再唯一。在这种背景下，信任和契约成为了网络传播的新规则。传播活动并非孤立存在，它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同时，新兴的社会化媒体所具备的关系传播特点，也为信息传播带来了新的途径和机遇。
因此，在未来的媒体传播过程中，我们不能再仅仅依靠传统的信息分发模式，而需积极采取行动。我们需深入理解用户间的关系纽带，并遵循“兴趣驱动、内容分享、互动交流”的原则，不断探索并开辟新的传播途径，以确保内容的精准投放。
正如对话理论所阐释，交流的各个要素彼此紧密相连，交流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并非随意堆砌或偶然聚合，而是经过精心组织、必然存在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因此，未来媒体的核心任务应从构建内容制作平台转变为打造一个便于信息交流和人际互动的平台。
自然，我们还需强调，尽管互联网的兴起为信息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全新的传播模式，然而过度的社交网络却可能给个人带来额外的压力。罗宾·邓巴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邓巴数字，据此他认为，人类的智力水平使得一个人能够维持的稳定社交关系的人数上限大约为148人。日益扩张的社交网络在拓展人们社交圈层的同时，亦将更多社会关系及其带来的压力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一方面，建立与维护人际关系的纽带需要付出社交代价，而关系的维护则依赖于持续的互动，然而这往往意味着个人需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情感。若超出个人承受范围，便可能导致顾此失彼的失控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情绪。
在关系维护的过程中，个人往往陷入一种自我展示的状态，也就是精心打造所谓的“形象”，这种行为不仅会干扰一个人的自我认识，使其越来越难以直面真实的自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面临“形象”崩溃的风险及相应的后果。因此，许多用户在自我传播时变得格外谨慎，甚至限制自己的行为，这使得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受到压制。在这种状态下，传播反而走向了其对立面，变成了某种符号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