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徐雪峰卖手机以来生意最惨淡的一个六月。
六月本应是销售旺季，往昔高考落幕之际，家长们纷纷携子女踏入手机店，精心挑选新款手机，相较平日，他们更愿意慷慨解囊。更有孩子手持祖辈赠予的红包，付款时显得格外畅快。
状况并非瞬间恶化，近三年来，高考结束选择购买手机的人群数量呈现减少趋势。尤其是今年，国补和618促销活动使得手机价格大幅降低，县城的消费者对手机购买的热情显著降低。
以往，徐雪峰的店铺也曾参与过价格竞争，然而如今却陷入了与其它实体店的恶性竞争漩涡。对方降价一百元，我们便跟进降价一百元，这种做法毫无实质意义。大家只能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竞争，比如赠送礼品、提供手机贴膜服务、协助客户查找资料、注册微信账号，甚至还需要提供情感支持，每位客户至少需要得到两个小时的服务。
尽管如此，光顾手机店的人却日渐稀少。昔日，徐雪峰在别家手机店担任销售员时，那里的vivo与OPPO导购员曾因争夺顾客而争执不休kaiyun.ccm，甚至大打出手，然而，如今这类现象已变得愈发罕见，就像一潭波澜不惊的死水。
县城手机店，正在集体退场。
人来人走
惠来县位于广东省揭阳市的南部边缘，每逢春节，广东民众习惯于一大早就享用早茶，各式各样的虾饺、烧麦、叉烧包，风味各异。然而，冯晓艺在童年时期过年时，往往无法品尝到这份美味，因为她需要前往家中的手机店帮忙，填补因放假而留下的空缺，而每当听到朋友们谈论早茶，她的心情总会“略显失落”。
春节期间，县城里的手机店生意尤为红火，晚辈们纷纷为长辈选购礼物，孩子们手持红包前来购买，场面热闹非凡，店内总是熙熙攘攘，忙得不亦乐乎。
她如今过年时能够品尝到早茶——那家店铺的生意并不繁忙，空闲时间变多了，此时享用早茶似乎带有几分“在苦中寻找乐趣”的感觉。
今年，冯晓艺不禁感到困惑：无论是哪个节日，都未见往昔的销售高峰，甚至疫情期间的生意表现也相形见绌。
徐雪峰的店铺位于浙江湖州的工业园区，周边设有火箭制造基地、汽车轴承、轮胎及五金制造工厂。过去几年，该地区频繁拆迁，建筑工地众多，人流量本就旺盛。众多客户多为来自外省的工人，他们收入有限，家庭孩子较多，手机在工地使用中易损坏，因此倾向于购买价格在两千元左右的实惠手机，且更换频率较高。
尽管如此，徐雪峰的生意变得愈发艰难。以往在春节前夕，他通常会储备至少80万元的货物，而现在，他的备货量大约缩减到了20至30万元。
中新社报道，2020年5月26日kaiyun全站网页版登录，位于贵州遵义，当地居民正在购买5G智能手机。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来客数量逐渐减少，徐雪峰需凭借优质服务维系顾客。他善于观察顾客表情，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应对，这是他的基本技能。比如，当两位年轻男子前来咨询手机时，他会询问：“嘿，小伙子们，你们喜欢玩游戏吗？是热衷于游戏还是偶尔消遣？”若顾客表示经常玩《原神》或《铁道》，徐雪峰便会建议他们购买性能出色的手机，如小米15、vivo X200、OPPO Find X8，而华为手机则不太适合他们。
服务没有限制，甚至更过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位顾客，曾两三次从他这里购买手机，某日找到徐雪峰，希望能借些钱：“徐哥，我的手机都是在你这里买的，现在生活费用紧张。”徐雪峰回应道：“实在是没办法。”顾客便提出将手机暂借给他，约定等到20号发工资后再来赎回。如此几次，最后一次，到了约定的日子却未能还钱，便表示不再购买，手机最终被回收。
麻烦接踵而至，连原本需要警方介入的事情也让他不得不协助。他犹记得，曾有一位家长焦急地前来，请求他能否通过手机号码追踪离家出走的孩子；徐雪峰只能无奈地回应：“这怎么行，你应该报警处理，找我有什么用？”此外，还有一位大哥光顾店铺，抱怨自己的手机被一名女性监听，请求他帮忙解除手机号的绑定；没过多久，那位女性也找上门来，询问他究竟做了什么。还有人质疑另一半出轨，问能不能调取通话记录。
县城居民数量有限，因此复购率成为衡量标准的关键，即便服务再怎么细致入微，老顾客也在逐渐减少。新一代消费者中，有一部分人已经离开了县城，另一部分则早早地转向了电商平台。
往昔，整条街道上手机店林立，如今这一景象却逐渐变得罕见。在湖州手机市场历经风雨的徐雪峰观察到，鲜有新店主加入，而新店主们大多转向线上经营，诸如租赁代售、二手上门回收等模式，与传统厂商合作的店主已寥寥无几。那些熟悉的导购员们无一不是在手机行业耕耘了二十余载的资深人士。记得当年，他刚从高中毕业，便来到市区的手机店担任暑期工。那时，店里大多是年轻的小姑娘和小伙子担任导购。然而，时至今日，手机店想要招募到年轻员工却变得愈发困难。
浙江某地一家手机品牌的负责人费凡认为，手机产业似乎已步入尾声。他回忆起，昔日这里遍布着众多手机店，如适园路、泰安路、红旗路等地，而现在这些街道上已有超过一半的店铺关闭。曾经一年内新开了N家店铺，而如今同样在一年内关闭了N家，“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
微利生意
手机普及率普遍提高，电商渠道竞争加剧，因性能过剩而延长的更换周期，产品创新乏力，再加上收入和消费增长乏力，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手机市场的黯淡景象。然而，县城的商家们并不擅长预测市场走向，他们只关注风势，只要有利可图便勇往直前，一旦风势减弱，便立即收起摊子。
费凡对过去的喧嚣景象记忆犹新，“那时简直可以说是坐享其成”，只需开门迎客、准备货物，无需提供额外服务，仅凭几位小学学历的阿姨担任销售员，就能轻松将手机销售一空。
刘康曾经赚取过丰厚的收入。自2G时代起，他涉足过各类手机销售，包括仿制机、二手机和品牌机。当2G过渡到3G时，他与移动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镇上每月新增1000个号码，其中400个便是由他店铺售出。然而，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他的生意逐渐陷入困境。在移动公司的客户等级评定中，他的星级客户身份被降低，甚至中国移动的标识也从门头上被移除，双方的合作关系也随之终止。他尝试与联通和电信建立合作关系，然而这一尝试并未奏效。目前，他的店铺每日仅能售出寥寥一两个手机。尽管他曾在赚取利润后投入五十万元购置了店面，无需支付租金，但仅靠这些微薄的销售额，他才能勉力维持店铺的运营。
手机产业起步阶段，依赖政策扶持成为众多手机制造商的共同特点。费凡所供职的手机企业自2015年成立以来，前四年主要与运营商展开合作，除了销售手机，还通过销售号码、更换套餐等方式获取收入。自2019年县城对3G至4G的升级需求激增以来，依赖政策的收益已无法满足需求，那些挂着运营商招牌的店铺，面临品牌专卖店的激烈竞争，手机销量寥寥，盈利状况普遍不佳，公司不得不转向经营品牌专卖店。
2025年1月9日，在广州，一家中国移动的营业网点内，手机柜台前。资料来源于视觉中国。
不同品牌间盈利水平不一，华为的多数门店得以保留，而OPPO与vivo的品牌专卖店则被关闭。自去年下半年起，几家苹果授权店的经营状况持续下滑。不少时候，线上自营店的销售价格甚至低于其成本。此外，与各品牌合作时，公司必须承担配货责任：若要购买畅销机型，便不得不一并购入滞销机型。
县城的街头通讯店面虽经改造升级为品牌店铺，却依然未能阻止销售业绩的持续下降。自去年下半年起，费凡注意到，顾客们开始更多地涌向商场。徐雪峰观察到，目前苹果、三星、华为等知名品牌在开设新店时，几乎不再考虑街边店面，转而以商场店面为主。商场店面以其优雅的外观、高端的档次和优质的购物体验，具备了一些线上渠道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
不论是品牌专卖店还是街角的通讯店，不论它们位于繁华街道还是大型商场，都难以抵挡网络销售带来的影响。据Wise财经资讯，华为的经销商通常包括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三个层级，他们在采购过程中逐级加价。以一台售价1999元的手机为例，国代的价格通常是零售价的三分之二，而到了终端经销商那里，价格通常只会比官方网站便宜大约100至200元。线下渠道，价格很难再低，官网常常更便宜。
今年在618购物节期间，徐雪峰注意到，众多顾客在浏览完商品后，常常会表示：“我得再思考一番，对比一下618的售价。”面对这一情况，他决定主动提供价格保障：除了苹果产品外，无论网络上的售价如何，他的店铺也将保持一致；若在618活动期间网络售价下调至200元以下，他也将相应退还顾客200元。
他并不希望客户只是因为价格低廉而来，这类客户往往忠诚度不高。他更期望客户能够认可他的服务态度以及个人品质，认可他所提供的情感价值。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打造自己的专属领域。然而，在县城中寻找新的客户并非易事，这里的年轻人日渐减少，而那些仍然相信实体消费的工人群体也在逐渐老龄化，他们大多数已经四五十岁，更换新手机的频率相当低。
为了应对618电商促销活动，费凡的公司于5月20日启动了降价销售策略。此前，一台商品原本可赚取500元利润，但如今利润已降至100元。此举使得五月份的销量相较于上月增长了30%。尽管让利幅度与销量增长幅度不完全对等，但这有助于调整库存，加快资金流转。若不进行让利，商品将难以销售，库存积压，资金流转问题将更为严重。
县城内手机市场普遍依赖微小的利润艰难维持，费凡分析，未来手机行业将呈现大公司整合资源、小夫妻店勉强维持生计的局面，而那些“不温不火”的店铺正逐渐走向衰亡，勉强维持着生存，最终难免会走向消失。
艰难自救
活路在哪里？
徐雪峰提出了三个可行路径：一是争取知名品牌的授权，以获取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二是掌握自媒体运营技巧，实现线上推广与线下业务相结合；三是精简开支，开设小型店面，同时负责商品的回收与维修，以此拓宽收入来源。
这三条道路均不易通行，并且无法扭转整体趋势，它们仅仅能起到推迟企业倒闭进程的作用。
获得授权后，首要任务是关注销售情况。冯晓艺的店铺曾担任过荣耀品牌的授权店，然而在疫情期间，生意惨淡，未能续签合约。对于本身就经营不易的店铺来说，销量低迷使得无法获得授权，而缺乏授权则使得店铺复苏更加困难。疫情过后，冯晓艺的店铺生意略有起色，今年终于再度获得了vivo品牌的授权。然而，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并未达到理想状态。她家的店铺经营已有二十余载，同时为其他店铺提供手机批发服务，在县城享有盛誉。往昔，每日销量可达三十余部手机，然而如今，日销量最多不过十几部。
去年，冯晓艺毕业后，在求职过程中遭遇了困难，于是她回到家中，在手机店帮忙。她与父母有时会发生争执，原因在于上一代人通常更倾向于维护老客户，不愿拓展新市场。然而，冯晓艺的态度坚定，她认为必须吸引周边的年轻群体，加强宣传力度。为此，她不仅开设了社交平台账号，还开始拍摄短视频。
冯晓艺家的大店。图源：受访者
费凡的企业早在三四年前便设立了新媒体部门，而今年又增设了即时零售业务，提供一小时内送达服务，服务范围包括周边10公里内的商业区、办公楼和住宅小区。该部门设有负责人一名、助理一名，每家门店配备一名即时零售专员，他们日常负责门店接待，用户下单后则负责线上拣选和履约。
成立即时零售部门之后，迅速引发了销售量的激增，然而由于平台高额的抽成，导致利润空间极为有限，因此只能采取清理库存的策略。例如，过去那些难以销售的滞销品不得不以亏损价出售，而现在则能够有效降低损失。
拓展业务，不失为一个策略。尽管费凡的公司主要还是以手机业务为核心，但近两年来，公司也开始关注那些增长势头迅猛的融合产品开yun体育app官网网页登录入口，诸如智能手表、平板电脑，甚至涉足汽车销售领域，然而，这一举措也使得公司的资金压力进一步加大。
徐雪峰先前并未将二手回收业务放在心上，然而随着手机性能的过度发展，二手手机重新涌入市场，他的店铺也增设了专门的二手手机专柜，部分手机是通过线上渠道购入的，还有一部分则是通过以旧换新的方式获得的。
徐雪峰通过网上教程自学更换屏幕、电池以及小配件，但主板维修这一环节他却束手无策。起初，他常因估价过高而亏损，经过多次“学费”的付出，才逐渐掌握了技巧。从事手机回收业务，除了存在亏损的风险，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不能接收来源不明的手机。徐雪峰的父亲就曾因此遭受过一次损失，他之前收购了一部苹果手机，几年后警察找上门来，告知该手机系被盗物品。此刻，每当徐雪峰收回手机，他都会要求顾客出示身份证件，并将手机与证件一同拍照存档，以保留相关证据。
二手生意还能跟自媒体结合起来。自2019年起，王志强便与伙伴们投身于新媒体领域的研究，借助网络平台进行二手手机的买卖。经过不懈努力，他们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方法论，并开设了培训班，课程时长为15天，学费也从最初的3000元上升至3800元，如今更是涨到了5000元。在此期间，他们已培养了二三十名徒弟，其中五人回到县城开设了二手手机回收店，还有七八人选择留在他的店铺中担任店员。每位店员每卖出一台手机，均可获得三四百元的提成，而王志强个人的日利润也稳定在1000至2000元之间。
他想出了一个朗朗上口的歌谣：“左手买入，右手卖出，从中赚取数百元。”其中，一个2003年出生的小男孩表现尤为出色，上个月他赚了超过两万元，而去年他已经攒下了十几万元。
自然，最直接的做法便是关闭店铺。徐雪峰从事手机生意已有二十余载，昔日生意兴隆时曾开设五家分店，然而如今已关闭了两家，仅剩下一家综合店、一家运营商门店以及一家专卖店。过去每家店铺都配备三名员工，但自疫情爆发后，员工纷纷离职，公司也未再进行招聘。目前，整个公司仅剩两名员工，他们分别被分配到剩余的两家门店中工作。
徐雪峰渴望彻底摆脱现状，他曾言：“一旦车贷和房贷都清偿完毕，我便打算放弃这份工作。”然而，他紧接着又笑称那不过是句玩笑，“毕竟我在手机行业已耕耘多年，今后还能从事什么？而且将来有了孩子，生活还得继续。”
（除徐雪峰、王志强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