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社会调查活动，涵盖了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具体包括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等朝代，直至清朝的早期。
古代都有哪些类型的社会调查
在古代，社会调查的种类随着调查目的和需求的演进而持续增多，同时，这些调查的执行者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也呈现出多样化与持续拓宽的趋势。
行政性质的社会调研活动。此类调查的实施者多为统治阶层的官员，其核心目标在于征收赋税、招募士兵、派遣劳役，以维护国家秩序和强化统治地位，并在此过程中为社会提供服务。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与金文中对“登人”及战争的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上计制度以及“初税亩”的实施，秦朝的“初令男子书年”与“使黔首自实田”政策，汉朝的“编户齐民”与“度田”措施，隋朝的“输籍之法”，唐朝对土地的丈量与《国计簿》的编制，宋朝的“丁产簿”、“结甲册”及“鱼鳞册”，元朝的“诸色户计”与户籍的清理工作，明朝的户帖与黄册制度，以及清朝的“摊丁入亩”政策与赋役簿册等。
行政性社会调查在社会层面上的主要作用，是作为统治阶层掌控国家、管理社会秩序、对民众进行统治与剥削的关键手段。
进行社会改革的研究。这类调查主要由致力于社会改革的专家负责，他们的核心目标是揭示社会问题、深入分析问题根源、提出解决方案，进而推动社会变革，实现破除旧有、建立新秩序的目标。
周公旦提出的“明德慎罚”与“敬德保民”理念，管仲所倡导的“明法审数”及“八观”思想，孙武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兵法，商鞅的“强国知十三数”策略，以及秦朝的郡县制改革、车同轨和书同文政策，汉朝的文景之治与光武中兴时期，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举措，唐朝的贞观之治与两税法，宋朝的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辽朝的“因俗而治”原则与一朝两制制度，元朝对汉地的治理与汉法的实施，明朝的张居正改革与“一条鞭法”，以及清朝的洋务运动等，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与制度创新。
改革型社会调查在社会层面上的作用，主要在于为社会改革者提供了一项强有力的工具，使他们能够深入剖析社会问题，构思出相应的改革策略kaiyun全站网页版登录，并推动社会的变革进程。
进行学术性质的社会调研活动。此类调研的执行者多为不同领域的学者，他们的核心任务是广泛收集各类资料，进而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最终形成创新性的观点和研究成果。
《山海经》成书于先秦时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亦然，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以及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均为我国古代学术著作的典范。这些著作在社会调查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其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学问家与思想家通过搜集社会信息、研究社会现状，进而形成新颖观点和理论的过程中。
进行文艺性质的社会调研。这类调研的执行者多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诗词创作者等，他们的主要目标在于深入了解社会民意、深入剖析现实状况、创作新颖作品以及塑造全新的人性形象。
《诗经》、《离骚》与《九歌》出自先秦时期，而“建安七子”的《洛神赋》、《饮马长城窟行》和《西京乱无象》则代表了建安文学的风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展现了田园生活的诗意，明清时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则是古典小说的佳作，冯梦龙的《三言》以民间故事著称云开·全站体育app登录，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以其奇幻故事闻名，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则讽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
文艺性质的社会调研在履行其社会职责方面，主要充当了文学家与艺术家深入洞察社会舆论与民情、孕育优秀精神作品的关键渠道。
这是一项应用型社会调查活动。参与调查的人员主要是那些不属于先前提及的调查主体，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深入了解社会需求，为广大群众提供服务，同时致力于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开辟全新的工作局面。
《封诊式》中秦所记录的司法考察，刘晏所进行的商业与经济调研，郑和所著的《郑和航海图》，徐弘祖所著的《徐霞客游记》，还有清代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地图》等，这些文献都展现了应用型社会调查的重要社会功能。其主要作用在于，各行各业的精英能够借此满足社会需求，提升自身业务水平，进而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
古代社会调查都调查些什么
人口普查先于土地普查展开。自中国步入奴隶社会，为了招募士兵抵御外敌或进行对外拓展，夏商时期便已实施对“登人”的统计。由此可知，人口普查在土地普查之前便已存在。
在人口统计方面，鉴于征召士兵、派遣劳役仅需了解成年男性的人口数量，所以对成年男性的统计工作比全面的人口普查要早。直到西周时期，在《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小司寇》中记载的“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这仍不属于全面的人口普查。至于土地调查，对山川的调查又比田地的测量更为提前。
上古时期，水患频仍，此现象关乎部落的兴衰与否，因此，便有了对山脉、水系及其走向进行的大规模山水考察。诸如《山海经》、《禹贡》等著作，便是这些古代山水考察的成果体现。
至于田亩调查，由于华夏大地在早期人口稀少，土地广阔，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耕种，根本无需进行田亩调查，这种客观需求并未显现。直至春秋时期，楚国的记载中才首次出现了“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的描述，这反映了当时对土地资源进行详细记录和管理的意识。
进行人口和户籍的普查之后，再进行土地和财产的普查。所谓的赋役，实际上是指赋税和兵役的总称。赋税，是指统治者为了治理国家、巩固统治地位而强制征收的税种kaiyun.ccm，通常包括以人口数量为基准的人头税，即丁税；以家庭财产为基准的财产税，即调税；以土地面积为基准的土地税，即田租；以及各式各样的额外捐税。兵役，作为统治阶层用以巩固政权、平息民众反抗、抵御外敌侵略或进行领土扩张的手段，强制征召了兵员和劳役，通常以成年男性作为征召的主要对象，用于建造皇家宫殿、官府和水利等公共设施。
我国古代税收体系，以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施的“两税法”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税收主要依赖人头税和丁税，而在此之后，税收重点逐渐转向土地税和财产税。所以，在征收税收的背景下进行的调查活动，自夏、商、周时期起，历经秦、汉、隋朝，直至唐朝早期，普遍侧重于对丁口、人口以及户籍的调查；然而，自唐建中元年以来，调查重点转向了对田地面积和财产状况的考察；尤其是清雍正年间实施“摊丁入亩”改革之后，田地与财产便成为了行政与社会调查中的核心内容。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和户籍的统计无足轻重。鉴于征兵对象主要是成年男性，所以历代王朝都极为重视对人口的统计。自秦朝开始，人口统计已从单纯的丁口统计演变为全面的人口统计，但依旧强调需记录男性的年龄，这样做是为了便于根据男性的年龄来征召兵员和徭役。总的来说，对于统治阶层而言，人口和户籍的统计不仅早于土地和财产的统计，而且其重要性也超过了土地和财产的统计。
在开展经济领域的调研活动之后，再进行非经济领域的调研。在夏、商、周这几个历史时期，农牧业构成了经济的基础，而征税则是主要的目标，因此，早期的经济调研内容主要围绕农牧业的生产状况和税收征收情况展开。夏王朝时期，农业种植以粟、黍、豆、麻及水稻为主，其产量与税收很大程度上受土壤条件影响。因此，《禹贡》依据土壤质量，对九州的土地与税收状况进行了综合分类：先是按照“等”的标准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接着，再以“级”为依据，进一步细分为上、中、下三个级别。这种综合分类，既是农业普查的成果，也是税收普查的总结。
关于非经济领域的调查项目，在夏、商、周这三个历史时期，其核心内容包括对军队组织、战争活动、狩猎行为以及祭祀仪式等方面的考察。自秦汉时期以来，贾谊所著的《治安策》、傅玄提出的“五条政见”、魏征撰写的《谏太宗十思疏》与《十渐不克终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海瑞的《治安疏》、张居正的《论时政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以及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著作，普遍探讨了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等多个非经济领域的议题。
进行客观现实情况的调研，随后再开展主观精神状态的调研。在先秦时期，众多政治家与思想家都极为看重对主观精神状态的调研。以春秋时期成书的《诗经》为例，该书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奴隶社会从繁荣走向衰落的历程。它不仅描绘了奴隶社会的客观现实，同时也折射出了上古时期的社会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的主观精神面貌。
例如，管仲提出的“八观”中，前四项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领域的实际状况，包括人们的饮食、贫富、奢侈与节俭、以及实际与虚假等，而后四项则着重于对民众、臣子以及君主意愿等主观心理状态的考察，并基于这些信息对国家的治理状况、国力强弱、兴衰存亡进行评估。在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更加关注普通民众的精神面貌。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所倡导的“民本”理念与“民权”观念，还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既是对过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那个时代民众内心世界深入剖析的成果。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
本文原载于2015年9月21日北京日报。
